张楚：我是不是一个卑鄙的人？
- 发布时间：2018-11-19 05:15:46
张楚不再认为自己具备影响世界的能力。“我该好好选择我的生活了……可以跟他们并驾齐驱。该融合的融合，该自我的自我，但是就不要去折磨人家了——比如《孤独的人是可耻的》。人家会说，凭什么孤独的人是可耻的？”
一
“如果经常被鸟叫吵醒，自然就会习惯早睡。”张楚说。201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，他在北京东六环的一个院子里。这里靠近机场，偶尔能看到飞机掠过灰色的天空。
三年前张楚曾有过一个女朋友，后来他一直独居。从城里搬到郊外后，他说，生活更愉快了。
几天前，张楚叫了一辆出租车进城，司机接单的时候刚好在他家附近的路口。上车前俩人热情地握了个手。司机岁数比张楚大，在车上聊天，司机说前一天的晚上喝了点酒，睡得挺好，一出门便接到他的单，是这么的顺。司机不知道张楚是谁。“这些事让我觉得生活很正常。”张楚说，“那种日常的欢乐就有了，这欢乐造成一种纪实的存在感。”
张楚租住的这个院子以前是某个画家的工作室，室内几乎没有隔断，宽阔敞亮。一楼靠墙放着各类乐器、健身器材和一辆自行车；书架上的书从《宇宙的结构》、《实验心理学》到《远离尘嚣》，琳琅满目。二楼，浴室中甚至有一架纯白的四脚浴缸。在开放式厨房中，张楚洗了个杯子，泡上一杯岩茶。水槽边整齐地摞着几个外卖饭盒。他点燃一支烟。这个午后暂时没有飞机经过，屋里很安静。
今年张楚48岁。他在这间屋子里工作、写东西、读书、抽烟、想事情，累了就躺下去睡。走出院子是村落，有时候张楚在马路上散步，或者去村里买菜。大部分时间，他跟自己呆着，“梳理一些现在这个时代，或者我们年轻的时候自以为是的错误”。
二
8岁那年，张楚渡过长江，来到西安父母的家。
在浏阳的爷爷奶奶家，张楚看到的是田野。而在西安，张楚居住的东江区有八个工厂，全是大型集体主义企业，东江满街都是工人。在他眼中，西安是个闭塞的工业城市。
小学毕业那年，。上了重点中学，张楚的学习成绩反而下降。他的脑子开始飞，他不再关心周围，转而关心世界。他用爸爸的收音机听短播，，香港电台；读《世界之窗》和《译林》。被鼓吹远处的自由和西方文化的痛苦同时扑面而来，这反差使他茫然。
“茫然开始，自我迷失也开始了。”
17岁，张楚考入陕西机械学院，专业是工业与民用建筑，他喜欢工科的制造感。大二时，他报名参加“校园歌手大奖赛”，拿了亚军。 第一名给了一个古典吉他手，“那还是一个很传统的时代”。张楚的参赛曲目是《太阳车》，因为是原创，还有加分。他参加比赛是为了“证明自己会一种有意思的事”。那时候他已经开始写《西出阳关》、《BPMF》等第一批作品。
从开始创作起，音乐就是张楚的表达方式。他的歌先有曲，后有词。他不打算当个单纯的诗人，也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天赋。“通过感悟去思考，去提炼，去创造，这能力我是很强的”。
1987年11月，张楚退学来到了北京。他在北大落脚，然后混到了北影和中戏，想投身电影业。他在街头遇到了曾暗恋过的姑娘，可那暗恋已经结束了。他在大学宿舍里写歌，在台湾饭店和和平House唱歌，他组了个叫“毒刺”的乐队，他自己录小样。那时他是个“混沌的年轻人”，企图改变世界。
演员王学兵在中戏读书时曾在校园里见到过张楚抱着吉他唱歌，王学兵说，张楚一看就是个真喜欢音乐的人，“他唱歌的时候特别享受”。几年后，王学兵出现在了张楚自编自导的MV《孤独的人是可耻的》中。
1988年，中国录音录像公司为张楚录制了第一张个人专辑《一颗不肯媚俗的心》。“我吃我的车，我吃我的马，我吃我的炮……我吃我的心，吃啊！将！将！将！将！将！将！（《将将将》）”，他单刀直入地唱。
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，张楚对人生从来没有过具体的设想。所谓社会常识对他而言不存在任何借鉴意义。遇到问题，他没有找人商量的习惯，也不会尝试去解决。“我很任性地朝自己的理解走，有的时候走对了，有的时候就走不见了——生活老是不给我一个明确的位置”。
三
1990年，台湾人张培仁在北京成立了魔岩文化公司。而后，魔岩旗下品牌“中国火”成立，专营中国摇滚音乐。
那年北京人牛佳伟21岁。他先担任魔岩另一创办人贾敏恕的助理，后来成为宣传总筹。九十年代初，音乐宣传只能靠电台和报纸，电视台几乎别想。牛佳伟背着一箱子的打榜碟，全国各地跑电台，上节目，讲东讲西。
那一年的冬天，张楚的小样《姐姐》辗转来到唐朝当时的经纪人刘杰手中，刘杰又将它带到了魔岩。在新大都饭店，贾敏恕、张培仁和牛佳伟第一次听到了这首歌。听完，三人连夜去找张楚——他们在北影的地下室见到了他。
牛佳伟说：“用现在的话讲，张楚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。他极其率真，极其真诚，极其纯粹。那个时候他非常专注，精力完全用在他喜欢的事情上。”
张培仁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人，两天后，张楚成了魔岩的签约歌手。作为单曲，《姐姐》被收入魔岩1991年出版的摇滚合辑《中国火I》中。
1993年，中央电视台开办《东方时空》栏目，当时的制片人王坚平力排众议，在其中一期“东方时空金曲榜”中播放了《姐姐》。“在全国人民都在看的CCTV放了一首这样的歌。”
节目播完，《姐姐》火了。那一年，几乎每个人都能唱上一句：“姐姐，我想回家，牵着我的手，我有些困了”。在施润玖导演的MV中，张楚逆着人流站着，穿一件过大的双排扣黑大衣，没有一丝皱纹的脸枯瘦，眼睛一眨不眨。继“唐朝”和“黑豹”之后，他成为了那个时代摇滚乐的又一个代表。
1994年夏末，张楚和窦唯的专辑录制完成，从“大地”收来的何勇专辑也做完了缩混。8月，魔岩将三张专辑同时推出，命名为“新音乐的春天”。当时牛佳伟的感觉是：“大陆音乐带领整个华语音乐潮流的时代来到了”。
那是一个蓬勃而矛盾的时代。当时的媒体有一句话：“全国就二十多个乐手，但能组出三十多个乐队。”乐手是重叠的，排练场地也就那么几个，崔健用，唐朝用，何勇也用；排练场还不能常去，去多了，当时的“朝阳群众”会在门口转悠，排练场就得关两天门——“搞摇滚的”仍被视为社会异类。留着长发的丁武在街上骑着自行车常被拦下来查身份证，查完再被教育一番：“不要老这么不三不四的，你正常点。”
一次“魔岩三杰”在南京演出之后，忘情的乐迷一直游行到歌手们住的酒店，把酒店团团围住不肯离去。那在当时，是演出的常态。“当时的乐迷都是大学生和普通社会青年，那是真正的乐迷。”牛佳伟说，“兴奋会一直延续，一直延续下去……”演出回来，他和歌手们分分，每人拿到两三百块钱。“高兴坏了。钱够吃饭，里面还有三四十的外汇券，可以去买自己想抽的烟”。
1994年12月17日晚8点，窦唯、张楚、何勇及作为嘉宾演出的唐朝乐队站在了香港红磡体育馆的舞台上，“摇滚中国乐势力”演唱会正式开演，台下坐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和近万名香港观众。三个小时的演出让红磡沸腾，也缔造了中国大陆摇滚史上最为辉煌的时刻。“魔岩的意图就是这样，让他们走出去，再回头来造成影响，”牛佳伟说，“那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一次演出。”
为参加这场演出，26岁的张楚第一次走出了中国大陆。他飞到深圳，从蛇口出关，再换火车。“过了九龙，那边就比这边干净一倍”。在香港他出门闲逛，“去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状态”。“地铁里，妈妈带着孩子去上课……人们很匆忙。”他后来在采访中说，“城市很拥挤，节奏也快。我不是很喜欢，但很欣喜。”
在红磡体育场的舞台上，张楚穿着格子衬衫和牛仔裤，孤独地坐在一束追光中，肥大的衬衫袖口盖住了他的手背。
1995年5月11日，唐朝乐队的贝司手张炬因车祸去世，这给魔岩造成了沉重的打击。与此同时，公司内外出现各种问题，滚石团队对大陆的政策有了调整，魔岩逐渐式微，在人们还没意识到之前，一个时代匆匆结束了。
“如果要选几张专辑来代表那个时代，”牛佳伟说，“我会选张楚《造飞机的工厂》和周韧的《榨取》。”
1996年，张楚录制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。当时，张楚一直纠结于“什么可以成为一张专辑”以及“为什么一定要凑齐十首歌”之类的问题，而魔岩内部正在改组，状况不明朗。牛佳伟手里没有什么钱，更没有什么权，他找到了北京最便宜最简陋的录音棚——兵器工业部录音棚，租金一天一千块。
牛佳伟和录音师金少刚从别处拆借了一些器材，用十几天迅速把器乐部分录完，剩下的时间，就是等。等张楚拿出歌词，进棚演唱。歌词是什么样，没人知道。
张楚看看在棚里修后期的金少刚，说好，我出去写歌词。等到饭点，牛佳伟去院子里找张楚，没人。无意中一抬头，“张楚蹲在树上写词呢。”
录唱的时候，张楚拿出了歌词。牛佳伟和金少刚一看，“这是诗歌，非常有激情的诗歌，抑扬顿挫，你能看到这个人他的呼吸，他的所有东西，血往哪流都非常清楚——录录录！赶紧录！”但是一进棚，“大哥你能好好唱吗？”那时候，张楚的状态开始不好。
最后听到张楚的人声时，牛佳伟说，他的鸡皮疙瘩落了一地。“太厉害了，那么瘦小的一个人，他的内心力量太大了，真是摇滚的力量。张楚是颠覆性的人才。”
《造飞机的工厂》中唯一的MV《卑鄙小人》仍由施润玖导演，施润玖是跟随摇滚圈生活多年的影像工作者，也是《姐姐》和《垃圾场》的导演。在MV中，歌手周韧扮演一名司机。他穿着海魂衫，戴着苏联的红军帽，除了开伏尔加，就是拿着镐刨地。MV拍完，周韧有点感触，他写了一篇文章叫“一块儿的”。牛佳伟说，“一块儿的”意思是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”。
录完这张专辑，牛佳伟许多年没再见过张楚。
《造飞机的工厂》在1997年出版。对这张唱片，喜欢的人认为“前卫、睿智、极富诗性”，不喜欢的认为“怪异、空洞、隐晦”，更多的人无语。与《孤独的人是可耻的》相比，这张专辑激起的反响非常小。
之后两年，张楚住在北京二环内的一个小区里，他买了台苹果电脑，开始学做电子音乐。“作为一个年轻人，我特别重视诗性和精神性，我知道通过这些来满足精神的自我独立是多么重要。”他说，“但是我冥冥之中又意识到，不跟社会做一个开放性的筛选，是会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窄空间里的—— 我的错误是太顺着社会的文化诗性走。”
电子音乐抽象又具象，解脱了诗性写作的逻辑，让张楚觉得过瘾。那个时期的作品张楚没有发表过。“如果我再出一张电子音乐专辑，乐迷估计得疯了。”他的状态愈加糟糕，迷茫、封闭、抑郁。
在现在的张楚看来，那几年他是活在尖锐里。他身处摇滚青年的圈子，也生活得像一个摇滚青年，但摇滚到底是什么？“那时候大家都说摇滚乐很厉害，你很有个性，你出名了，你是弄潮儿，可这个过程中，我焦虑，我觉得那好像不是我。摇滚乐它实际上有一点强势，那个强势是青春期的一种符号，是会蒙蔽人的。”他感到自己在被很多人喜欢，“社会有点接纳，也不反对，但该有的相互支撑的东西好像又没有”。在他看来，当时的大众是被乐评引领的，而乐评人因为要占据先锋性，，即“摇滚就是反商业”。 “大家都把摇滚乐当做一种精神，或者一种批判，但是很多东西是被外在的媒体现象去灌输的，摇滚乐应该伟大，应该占领主流，应该坚持自我……都是这样的推导。而社会它是朝另外一个方向走的，我们没办法跟主流意识同步。”
张楚始终不能完全投入摇滚青年这个角色。虽然他的现实生活一直没有问题，他要求不高，不算缺钱，但是他没有安全感，在思想层面，他“一直处在玄而又玄的世界里”，觉得自己没有价值。他认为自己那个“批判性的、文学化的”精神世界便是真理。“真理在那儿，我指出来了，怎么你们都不看？”
2001年，张楚离开北京，回到了西安。
四
2001年到2005年，是张楚人生中最痛苦的阶段。
在西安，张楚独自租住在旅游局的职工宿舍中。那是马路边上一栋十八层的楼房，一楼的大餐厅叫唐乐宫，唐乐宫夜夜歌舞升平，他在歌舞升平的上面浑浑噩噩。
想问题的时候，张楚说，他会想得像吸毒一样，较劲的时候睡不着觉，反反复复折腾。西安古城墙边有家“南门”酒吧，老板是张楚的朋友，张楚常去那里，坐在角落里发呆。朋友们照顾他，逗他开心，拉他去踢球，郊游，看演出，认识新朋友，聊天吃饭，他也会主动找一些乐子，然而人是封闭紧绷的，没办法跟别人交流。
那是失去知觉的四年。那段黑暗时光里，张楚没有创作欲，没有表达欲，没有做成任何一件事。在思考的深渊中，怀疑是双向的。“一方面，有真理，别人为什么不遵从？另一方面，大家都在那样生活，我为什么却这样？”
几年后，音乐节的狂潮初起。2004年宁夏的贺兰山音乐节，张楚重新出现在舞台上。当天，他的演出状态不佳。“我去音乐节演出，我就希望大家以后举的不是旗帜，而是钓鱼杆。旗帜作为一个精神共鸣的仪式终究得解开。因为你得长大，你得工作，你得去谈恋爱，你得去面对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，并形成好的经验，找到让你更从容活着的方法，这没错吧？”张楚说，“当时我的感觉是顶着炸药包在坚持自我。”
同台演出的何勇则说：“我们是魔岩三病人，张楚死了，我疯了，窦唯成仙了。 ”
2005年，张楚重返北京。那年4月，他参与录制了纪念张炬的合辑唱片《礼物》。宣传唱片时，牛佳伟又见到了张楚。“张楚是特别善良的一个人。他那时候状态刚刚要开始好起来，但是总反复，刚一好他就又碰到现实中让他困惑的事情。”
张楚在慢慢地走出深渊，在边缘徘徊一下，倒退两步，再往前走。“人总得从那口气里出去”。
在青岛隐居一年后，张楚再一次留驻北京。他在东城区一住六年，从东四十条搬到保利大厦，然后五条、六条、十三条、北新桥……“游荡在生活之外”。几个朋友搞文化公司，在胡同里租了个特美的大四合院，他也跟着干了两年，“我的朋友是做工业的，他们不太懂文化的经营方式，但我们用商业的东西梳理了一下，探讨了好多问题。”
在各式各样的演出中，张楚很少唱《造飞机的工厂》中的曲目，“因为那种东西，更让人在底下举个旗跟着，我觉得有点怕了。”
从2011年起，张楚开始跟乐队合作，录制新专辑。 “我没有着急去追着市场把它换成钱或怎么样，而是说有点演出跟一跟，挣点钱来做唱片，实际上还是想通过这个过程来找到自己。”
在最近的三四年，张楚逐渐确认了他就是一个处于社会主流价值观之外的人，“慢慢看到周围现实的人变得更稳定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的价值观只是我的，主流价值观实际是那样的，人家很正常很对，是符合现实的，我想改变人家，反倒像一个偏见”。
张楚不再认为自己具备影响世界的能力。“我该好好选择我的生活了……可以跟他们并驾齐驱。该融合的融合，该自我的自我，但是就不要去折磨人家了——比如《孤独的人是可耻的》。人家会说，凭什么孤独的人是可耻的？”
“有艺术观，就不再需要世界观。”想通了这一点，终于让张楚的问题接近解决。“艺术家是来建立艺术世界而非现实世界的——这一下解放了我跟这个时代的关系。 艺术家应该是在自我放松的情况下去坚持自我。我们也不用去顶炸药包了，大家平等，什么才是适合自己的真理，可以自由选择，这是生活智慧的开启。”
2015年5月，张楚与张培仁和贾敏恕的公司“街声”签约，定下了2016年新专辑发布及14场全国剧场巡演的计划。“如果一个人把一生都花在尖锐上，那他的一生真挺没趣的。”张楚说，“我觉得我还有充分的空间。我跟社会迂回，迂回了一辈子。”
2016年4月的一个傍晚，张楚在旧鼓楼大街某酒吧为巡演拍摄宣传照。他跟手持相机的老朋友高原商量：“别再把我拍成一个思想者了。”听从高原的调度，张楚躺在长沙发上，手枕在头后面。在镜头的逼视下，话题是松散的，他甚至有一些健谈。他说到巡演，巡演间隙出国游荡的计划，以及国内外文化环境的对比，所有谈话很快都会被他引入形而上，变成抽象讨论。然而他又说：“ 我们去野生动物园拍照吧？”
太阳即将落山的时候，人们来到不太高的露台上。鼓楼的轮廓正在模糊，炊烟将呛锅的葱花香送了上来。没费什么劲，张楚就爬上了最高的屋顶。他在屋顶上缓缓地踱步。在夕阳下，他的剪影显露出一种复杂的瘦弱，兼有孩童的天真与老人的庄重。人们仰着头，迎着最后的阳光看他。这场景太像二十余年前的那首歌：“燃不尽的西天残云焚化了最后一张笑脸，那个不再回首的背影，拖过一道玻璃大墙”——有那么一瞬间，从取景框中望出去，张楚非常像走在戈壁滩上。
五
2012年11月28日，王学兵发了一条微博：“亚洲青年艺术现场COART，秋季，碰到张楚，他看上去没什么变化。他说我也是……大仙的诗家歌让我朗诵，开始我一直躲着，就怕又像春天那次朗诵一样，观众没咋地，自己哽咽得说不出话。直到碰到张楚，他的歌曾经深深地影响了我，我就和黄少峰、陈劲把张楚的几首歌捏鼓到了一起……”微博挂出的视频里，王学兵把《姐姐》、《蚂蚁蚂蚁》和《爱情》混在一起弄成了一首歌，在艺术现场唱了出来。
观众群中，张楚的深红色帽衫兜着头，他望着在唱和在听的人们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。
王学兵与张楚是同一代人。然而2016年距离张楚上一张专辑出版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。世界以一种熟悉的方式面目全非。此起彼伏的音乐节上，年轻歌手唱着他们崭新的愤怒和哀愁，台下仰起的面孔鲜嫩陌生；一些昔日的摇滚青年晋级为老板或老炮，成批涌入资本市场和真人秀。
张楚说，这正是破产之后重新建立的好时代。“敢于承认错误的人是伟大的。我们彼此用一种公式互相信任了这么多年也没有改善这个世界，还把大家都搞得很颓，那我们干嘛不跳出来，走到自己心里， 去做一个建设性的挑战？”
在张楚看来，中国音乐的跨度太大，“应该先出20个恩雅，再出20个菲尔柯林斯，然后再出我们。弥补错误就是从菲尔柯林斯做起——不弥补这些相对朴素正面的东西，就会跳成一个小王八蛋”。
张楚的新专辑《不在绳子上的珍珠》正分批在音乐网站上架。在新歌《海边》中，张楚写：“我付出的一切都来自于自然，所以我也不能得到它，伸开手我却发现我心中，所有欢乐都来自天涯。”这首歌写于2006年张楚在青岛隐居期间。新专辑中，几首新歌的调性相当一致，词曲空灵清淡，不复往日的思辨与孤绝。
《不在绳子上的珍珠》的制作人是张楚本人。关于新歌，乐评人邱大立认为它们“在音乐性上已经丧失了过去的美妙和生动”，张楚在微博上公开回应道：“喜欢音乐的人知道过去不是神话，是两岸音乐人的技术结晶。现在……是我的美好快乐心愿。”
面对是否妥协的质疑，张楚常自问：“我是不是一个卑鄙的人？”“ 前两年要是说妥协，大家还真是心有不甘，但现在我越来越觉得这是必然的。当然中国还有很多伟大的人在捍卫自己和社会，但我觉得我现在放松下来是最明智的选择，因为放松其实是不想维护过去的名利，只想重新开始生活。这样做会有一点困难，你得完全相信它是健康的，好的，然后它会慢慢地蓬勃发展，但是以前建立的公式还在身体里，有的时候阴影会发作，它又会夸大，会尖锐化，会造成激烈的情绪和对自己的质疑，质疑的时候，又感觉自己习惯性地住进了一个自虐的小屋子。”
“我觉得我到现在才接近找到我是谁。”张楚说，“变成现在的我，到现在到未来我觉得都是一个奇迹。我不是在讨好听众，我在讨好我自己，讨好我生命体能里最健康的那一部分。”
2016年5月21日晚7点半，“微小相见”巡演的第一站在西安音乐厅开幕。西安音乐厅坐落在曲江新区，这是1996年才启动建设的“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”，是西安最年轻的一部分。而在西安陈旧的腹地，唐乐宫歌舞升平，南门酒吧已经拆掉，陕西机械学院更名为西安理工大学，女生宿舍门口依旧摆着整齐的暖瓶。这些，张楚也许知道，也许不知道。
《姐姐》的前奏响起来时，一个年轻的女歌迷大声喊道：“张楚，我爱了你三十年！”在哄笑声中，《姐姐》无可避免地变成了大合唱。一名魁梧的西安男子冲上舞台，给了张楚一个狠狠的拥抱。
“可耻的人，他们反对生命，反对无聊，为了美丽，在风中在人们眼中变得枯萎”——返场前最后一个曲目《孤独的人是可耻的》，张楚背后的大屏幕上放着他当年自编自导的MV。1993年北京颐和园昆明湖的冰面上，贾宏声拉着小提琴，在逐渐拉远的长镜头中越变越小，越变越小，整个画面慢慢退入灰白。就在人们认为一切已经结束的时候，一架双卡录音机冲入视野，然后，张楚伸出手，轻快地按下了停止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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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图：视觉中国。
